直探中国星命学说的源头 带你解开罗睺计都的迷雾

陈炳聿对于四余之一的罗睺计都的起源一直让学习中国星命的朋友感到困惑。罗睺和计都这两个概念最初是从天竺历法传入中华的，其原始定义与印度和西占有所不同。

关于四余的定义，尤其是罗睺计都的演变史，一直是大家关注的焦点。袁天罡和李淳风的时代，由于中印文化的交流，已经对天竺历法有了深入的了解。这些历法知识在果老的经典歌赋中有所提及。

我们来罗睺计都的五行生成。罗睺和计都是从天竺历法传入的概念，并非中华原有。它们在果老星宗里的定义是南交点和北交点。据《中国传统对四余的定义黄一农》及钮卫星《梵天火罗九曜考释及撰写年代》的研究，至少在宋代以前，罗睺代表的是黄白升交点，计都是月亮远地点。这一观点在密宗大师一行的论述中得到了确认。

为什么天竺历法更注重升交点罗睺呢？这是因为合朔时（农历初一）如果月亮运行在黄道上方（升交点），并在食限内，一定会发生日食。而月食的形成条件相对宽松，只要望时月亮在食限内即可发生。由于日食的形成条件更为苛刻，因此天竺历法中主要关注罗睺升交点。明白这一点后，自然知道对宫即是降交点，无需再设一星曜。

随着历史的演变，罗睺计都的概念也发生了变化。北宋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详细讨论了日食和月食的成因，涉及到了罗睺计都。自此以后，罗喉被视为降交点，计都为升交点，即所谓的“南罗北计”。到了清朝，西方历法的进入引发了罗计南北之争。但实际上，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对于升交点的定义只是出发点不同而已。

那么，为什么“罗睺计都”会从天竺原始的“升交点”和“远地点”变成中华星命中的南交点和北交点呢？这要从天文与术数的不同方面来考虑。中华术数体系讲究区分事物的阴阳五行。袁李在引入天竺罗计时，为了区分阴阳和五行上的不同，将原始的罗睺分为两个星曜。因此设立了计都作为原始升交点罗睺的对立面，以分别对应太阳和太阴。这样原本的计都远地点位置被“月孛”所替代。月孛是中华独有的概念，很可能是唐代道门高人袁天罡李淳风增设的。这一概念和果老星宗有着深厚的渊源。“紫气月孛”的运用在民间的风水口诀中也可见其踪迹。

至于罗睺计都五行的设定，希腊占星和天竺占星并没有中华的五行概念，他们只有元素概念。因此罗睺计都的五行设定是由袁李所定的。罗睺作为升交点与日蚀相应，配以火余；计都作为降交点与月蚀相应，配以水余或土余。这样的设定体现了中华五行与星命的独特联系。罗睺计都的演变史及其五行设定是中国星命学中的重要内容之一，体现了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和丰富内涵。在古代人们对天文现象的理解时，有一个问题常常引起人们的思考：古人是否了解月蚀的原理？从南北朝时期张衡对月蚀的论述中，我们可以一窥端倪。袁李似乎认同了一个观点，即月蚀是因为地球遮挡了太阳光所致。这一理解，无疑展现了古人对天文现象深入的观察和思考。

张衡，这位南北朝时期的杰出科学家，他的月蚀理论为后世提供了宝贵的启示。他对月蚀现象的解读，使得我们得以理解古人对于这一天文现象的认识，与今日我们所知并无太大差异。他的理论，无疑反映了古代人们在天文学领域的深厚造诣。

而在中华历法与术数的紧密关系中，有一个特定的设定引人注目：南罗北计，罗火计土。这一设定，似乎在阐述着古人对天文与地理的独到理解。罗盘、计时与土地、火行的关联，反映了古人对生活的观察与感悟，也体现了古代文化中对自然规律的尊重与顺应。

值得一提的是，一行编《大衍历》的历程也为我们揭示了古人对历法的独特理解。尽管一行在编制历法时，参考了天竺《九执历》的一些计算方法，并且他自己也是密宗大师，但他的历法并未采纳印度的概念。这背后的原因，或许与中华历法与术数的紧密相关性有关，而并非纯粹基于天文历法的原因。这也展示了古代中国人在对待外来文化时的审慎态度，以及对自身文化的尊重和坚守。

从张衡的月蚀理论到南罗北计的设定，再到《大衍历》的编制，这些都在向我们展示着古人的智慧与才华。他们的与思考，不仅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启示，也让我们更加敬佩古代人们在天文学、地理学以及历法领域的卓越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