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象数论——尚秉和《焦氏易林》研究

《焦氏易林》：深入解析汉代易学之作

《焦氏易林》，这部汉代流传下来的易学著作，由西汉人焦延寿编撰。全书的架构以《周易》的64卦为纲，通过巧妙的组合，形成4096卦，因其独特的结构而被称为“易林”。每一卦都配有文辞，这些文辞大多采用四言韵语的形式，其间偶尔也穿插三字句。句数不等，有四句、五句、六句、七句，乃至八句等多种形式。

长期以来，《焦氏易林》被视为《易》学中的另类，多归入术数一派。近代学者尚秉和先生对此有独特的见解，他认为《焦氏易林》不仅传经，而且与《周易》紧密相连，每一个字都趋近于《周易》的内涵。在尚氏《易》学体系中，《焦氏易林》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尚氏研究《易林》的最大特色在于其对象数的深入研究。尚秉和先生坚信，《易林》中的每一个词都是根据象数生成的。他广泛运用各种象数方法来解读《易林》，以求每一个字都符合象数的规律。他的研究发掘了1500余例《易林》用象，远远超过了《说卦传》所载，被视为对《易》象研究的重大贡献。

是否如尚先生所言，《焦氏易林》中的每一个字都源于象数，是否运用了那么多的取象方法以及所谓的“逸象”，这是值得我们怀疑的。尚氏《易林》研究本身存在的许多自相矛盾之处以及牵强附会之说也是无法回避的。学术界对尚氏《易林》研究所作的高度评价也有重新思考的必要。

在当代，尽管《焦氏易林》所包含的文学与哲学价值已经引起了广泛关注，但仍有许多学者奉尚氏之说为圭臬。邓球柏氏的《白话焦氏易林》虽然与方法上的尚氏有一定差异，但仍未能完全摆脱象数的束缚。更令人遗憾的是，即使是一些注意到《焦氏易林》中文学与哲学价值的学者，仍然无法摆脱象数的束缚，其观点往往陷入险怪之论。

例如，《焦氏易林•革之讼》中的一段文字：“临河求鲤，燕婉失饵。屏气摄息，不得鲤子。”陈良运将其解释为描写夫妇之间性生活的诗，并以象数学为立论的根据，其观点之大胆，足以令人震惊。此种解释既草率又荒诞，显然受到了先验的象数学观念的影响。

本文并非意在评判象数学本身的是非，而是试图通过对尚氏《易林》研究本身的分析，揭示其不可信之处，希望能引发对《焦氏易林》与象数学关系的重新思考。也许当我们走出象数的迷雾，会发现《焦氏易林》所包含的多方面的文学和文献价值更值得我们去关注和挖掘。一、取象之丰富与不确定性：尚氏《易林》的精巧与严密之中的取舍矛盾

在深度解读尚氏《易林》时，我们不难发现其取象手段的丰富多样和取象范围的广泛是其精巧与严密的体现。这种丰富性同时也带来了取舍上的矛盾，使得取象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和随意性。

尚氏《易林》的研究方法，如同万花筒般灵活多变。它采用卦变之法，时而用遇卦取象，时而用本卦取象，甚至有时二者兼用，并无固定法则。每一卦中都包含多个单卦，又有伏象和覆象，再加上遇卦象，使得每一条林词可取的卦象都在四种以上。

以《师》卦为例，其取象方式就多达六种，文辞却各不相同。这种丰富的取象方式和内容，使得焦延寿在系辞时的取舍变得极为困难。他如何在众多的意象间进行取舍？为何取此象而不取彼象？对各种取象手段又如何选择？这些问题在尚氏的研究中并没有明确的答案。

在《易林》中，我们可以看到同一卦象的取象可以完全不同，文辞也可以互换。这种随文生象、由辞比象的方式，在取象上表现出了极大的不确定性和随意性。正如《否之萃》和《观之临》的例子所示，正象、伏象、覆象甚至半象都可以被用来解释同一卦象的不同文辞。这种方式的灵活性虽然使得研究具有深厚的内涵和丰富的解读空间，但也使得系辞的标准变得模糊。

二、灵活的比附方式：尚氏如何赋予卦象以生命与意义

在尚氏《易林》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种灵活的比附方式，通过这种方式，尚氏赋予了卦象以生命与意义。他们不仅使用正卦象，还使用伏象、覆象和遇卦象等来解读易经的卦辞。这种方式的灵活性使得易经的解读变得更加丰富和深入。

以《师之坤》为例，“春桃生花，季女宜家”这样的描述与卦象之间的比附显得生动而富有想象力。震为春、为桃、为生，坎为室家，巽为季女，这些元素组合在一起形成了一幅美丽的画面。通过这种比附方式，尚氏将易经的抽象符号转化为具体的生活场景，使得易经的哲理变得更加生动和易懂。

这种灵活的比附方式也带来了一个问题：是否所有卦象的比附都是固定不变的？从尚氏的研究方法来看，答案是肯定的。但这也意味着在不同的语境下，同一卦象可以有多种解读方式。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如何确定哪种解读是最准确的？或者说，是否存在一个标准来确定这种准确性？在尚氏的解读中，这个问题并没有得到明确的解答。这也使得尚氏的研究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不确定性和随意性。但这并不意味着其没有价值或意义。相反地，这种灵活的比附方式赋予了易经更广泛、更深入的解读空间和研究价值。它不仅让我们了解到了易经的丰富内涵也让我们看到了古人对易经的深入理解和独特见解。同时它也提醒我们在研究易经时要保持开放的心态接受不同的解读和理解方式不要拘泥于固定的框架或规则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和传承易经的智慧和精神内涵。二、方法上的灵活变通：尚氏如何运用多种取象手段赋予《易林》深刻内涵和广阔视野在解读尚氏《易林》时我们不难发现其方法论上的显著特点——灵活变通。尚氏巧妙地运用多种取象手段对易经进行深入研究赋予了《易林》深刻内涵和广阔视野。一、灵活取象尚氏在取象上表现出极大的灵活性他既运用传统的卦变手法也善于从单卦入手发掘丰富的内涵在解读过程中正象伏象覆象以及遇卦象都被灵活地运用起来解读同一个卦象的不同文辞二、比附方式的多样性除了灵活的取象手段外尚氏还通过多样的比附方式赋予卦象以生命与意义他将易经的抽象符号与具体的生活场景相结合通过生动的比附使易经的哲理变得通俗易懂这种比附方式的多样性不仅丰富了易经的内涵也拓展了我们的视野使我们能够从更多的角度去理解和解读易经三、深刻内涵与广阔视野的赋予通过灵活运用多种取象手段和比附方式尚氏《易林》赋予了易经深刻内涵和广阔视野它不仅让我们了解到了易经的丰富内涵也让我们看到了古人对易经的深入理解和独特见解这种灵活多变的研究方法为我们提供了更广泛、更深入的解读空间和研究价值四、启示与展望在研究易经时我们可以从尚氏《易林》的研究方法中汲取灵感保持开放的心态接受不同的解读和理解方式不要拘泥于固定的框架或规则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任何一种研究方法都有其优点和局限性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和完善以期更好地传承和发扬易经的智慧和精神内涵总的来说尚氏《易林》的研究方法体现了灵活变通的特点其运用多种取象手段和比附方式赋予了易经深刻内涵和广阔视野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启示巽为草，离为玄。”此卦下艮上坎，卦中并无离象，却取上卦覆象解之。这样的取象方法虽然也可勉强通释，但却给读者造成极大的困扰，同时也充分体现出尚氏望文生象的灵活。实际上，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尚氏的这种取象方法正是其独特风格之所在。尚秉和在取象过程中始终依据字句的表面意义而望文生象，前面提到过他的取象之随机性颇大，事实上在具体研究过程中尚秉和的这种取象方法的确表现出极大的随意性。比如《蒙之艮》： 　　日月合壁，鸾凤所乐。君宜出言，以合万国。 　　《注》曰：“坎为日，离为月，坎离交媾，故曰合壁。”上文已引述过尚氏对《易林》的研究常通过众多象数或特殊方式勉强达到一种字的表面的和谐。对于这样的取象方式自然有许多难以让人满意的地方，所以其研究者批评尚氏“观象玩辞，皆就文字表面意义而望文生义”。的确，尚氏在《易林》研究过程中表现出极强的主观性和随意性正是其取象方法的一大缺陷。尽管如此，尚秉和的这种研究方法仍然有其存在的合理性。由于《易林》本身的复杂性及其本身固有的模糊性决定了对它的研究不可能是一种严谨的逻辑推理过程。加之中国古代特殊的文化传统使得易学成为尚氏以后期思想为主导的一种人文意识极强的主观性很强的特殊产物。因此尚氏在研究中表现出的灵活性和主观性在某种程度上正是其合理性的体现。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尚氏在研究中过于注重字句的表面意义而忽视深层次的内涵从而陷入主观性的误区也是我们必须正视的问题。总的来说尚秉和的《易林》研究作为易学史上一份宝贵的遗产对于我们今天研究《易林》仍然具有极大的参考价值。然而由于其自身的局限性也使得我们必须以科学的态度对待这份遗产既要看到其合理之处吸取其精华同时也要认识到其不足之处避免陷入误区。通过对其深入研究我们期待着对《易林》的研究能够取得更大的进展以揭示其更深层次的内涵和价值。此外我们也应该看到尚秉和在研究中表现出的灵活性和主观性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注重直觉和感悟的特点为我们今天研究中国传统文化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论启示。让我们从多角度多层次更深入地理解中国传统文化内涵发掘其现代价值从而更好地传承和发扬中国优秀文化传统。《蒙》卦坎下艮上，中爻互震坤，卦象独特，诠释时却偏用中爻覆象。又如《蹇之蛊》，六蠲退飞，陈师合战，左股夷伤，遂致霸业半途而废。注家解释称三至五艮覆为崩，四至上震覆导致霸功不成。《蛊》卦巽下艮上，中爻互兑震，却不取正象。此类例子在《易经》中尚多，难以尽举。之所以如此取象，恐怕只有一个原因：不如此则无法解释。

“卦变”作为一种占卜方法，其原理在于通过遇卦与之卦的相互转化，揭示事物发展的动态趋势和吉凶征兆。《焦氏易林》作为汉代卦变之法的标本，每林之卦的本象是系辞的基础。尚氏《易林》研究在寻求字字皆与象合的过程中，却经常舍之卦象而完全不用。即使焦延寿系辞时字字皆从象生，按尚氏之法也无法寻得真解。

体例方面，阴阳相遇的观念在《易林》中并不始终贯穿。纯阴纯阳本为凶兆，但阴阳相遇却未必吉祥。《乾之坤》等卦象的吉凶判断并不能简单地以阴阳相遇为标准。尚氏所言的体例在实际运用中并不多见，更多的是望文生象、随文生义。如《屯之剥》与《未济之剥》的注解差异便可见一斑。《临之剥》与《噬嗑之剥》、《艮之剥》的吉凶判断也存在差异。这也反映出正覆震正反兑等概念在实际运用中的复杂性。尚秉和先生通过《易林》中的正覆震与正反兑相背或相对的情况解读了诸多易经难题，如《震》卦的婚媾、《困》之“有言不信”等。这些都是易经解读中的微妙之处，充满了深刻的文化内涵和人生哲理。

探究易学奥秘的过程中，有一类特殊的符号引起我们的关注，那就是象、覆、震等。这些符号在尚秉和的《易林》研究中占据重要地位。它们取义上的随意性和附会特征，使得理解和解释变得复杂且充满挑战。

关于象的取义。在《易林》中，我们常常遇到正反象的运用，如正反震、正反兑等。这些正反象似乎时而吉兆，时而凶兆，让人困惑。但实际上，它们的意义并非固定，而是根据文辞的需要进行选择。如同在《蒙之噬嗑》和《咸之损》中的解释，初至四正覆震可能表示“甘言善语”，而在另一处却可能意味着“凶讼欢嚣”。这种灵活性使得象的取义变得复杂而多变。

接下来，我们探讨覆、伏象。在尚氏《易林》中，覆、伏象是不可或缺的取象手段。它们的取义同样面临一个问题。在某些情况下，覆、伏象表示相对的意义，如《屯之升》中的“艮止，故已，艮覆，故不已。”但在更多情况下，覆、伏象并不表示相反的意义，而是可以根据需要灵活应用。这一现象在《蛊之临》等例子中得到了体现。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一个明显的规律：在尚氏《易林》中，象、覆、震等的运用，并非固定表示某种特定的意义，而是根据文辞的需要进行选择。这种随文生象的方式，使得《易林》的解读变得丰富而多变。我们也应意识到，尽管这些符号在易学研究中占据重要地位，但它们的意义并非固定不变，而是可以根据具体情况进行灵活应用。

全书之中，我们难以发现一条贯穿始终的法则，尚秉和先生所倡导的体例也同样难以贯通全书，难以自立。其望文生象的研究本质不容忽视。

尚秉和先生在《易林》研究的基础上，以《易林》之象为镜，反观《周易》、《左传》、《国语》中的卦爻辞，发现了诸多契合之处，被视为《易》学研究的一大突破。《易经》的字数远少于《易林》，导致文字重复的频率远低于《易林》。将这些方法应用于《易经》之中可能畅通无阻，但在《易林》中，由于文字重复极高，且常处于不同的卦象之下，再加上没有统一的法则贯穿全书，导致前后相违、相互抵触的情况极易发生。

以《无妄之大畜》为例，其中“不入”二字在全书中出现了多次。除了两处有注外，其余地方均未给出明确的解释。那么，《无妄之大畜》中的“不入”二字该如何解读呢？若按照其他卦的解释，此处并无明显的逻辑依据。尚氏的注文只是含糊其词，使得读者难以理解。

《咸之大畜》中的“祸不入门”与《无妄之坤》的“害不入门”也存在类似的问题。对于后者，《注》虽然给出了“坤为襁褓、为入，乾为门”的解释，但坤在此并不伏地，为何“害不入门”呢？这样的解释似乎牵强附会。又如《贲之明夷》中的“山根”二字，在不同的卦象中出现了多次，但尚氏的注文并没有给出明确的解释，使得读者无法理解其真正的含义。

阴阳是《易》的根本，在汉代已经扩展到整个学术领域。《易林》中出现论述阴阳关系的情况是正常的。在解释阴阳关系时，尚氏在某些地方的解释似乎并不清晰，给读者带来了困惑。

尚秉和先生的研究有其独特的价值，但在解读过程中仍存在一些模糊不清的地方。希望未来的研究者能够进一步深入研究，给出更为准确、清晰的解释，使得《易》学的研究更加完善。《易林》全书涉及阴阳关系的探讨可谓丰富多样，深入其内涵，我们可以发现四种主要关系：阴阳相宜、阴强阳弱、阴弱阳强以及阴阳不和。这些关系在书中被详细解读和阐述，展示了古人对阴阳变化的深刻理解和细致观察。

我们看到阴阳相宜的关系。如卦象中的“阴阳顺序”、“阴阳和德”，都体现了阴阳相互协调、相互依存的状态。古人认为，阴阳相互适应，万物才能生长繁荣。这种观念深入人心，在《易林》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接下来是阴强阳弱和阴弱阳强的关系。这两种关系展示了阴阳力量的强弱对比。阴强阳弱的情况下，阴的力量强盛，阳的力量衰弱，如“阴不奉阳”、“阴为阳贼”。反之，阴弱阳强则体现了阳的力量占据优势。这些描述都反映了古人对自然界阴阳力量变化的敏锐观察。

再来看阴阳不和的情况。书中用“阴阳颠倒”、“阴阳失志”等词语来形容阴阳之间的冲突和失调。这种关系揭示了阴阳之间的不和谐，可能导致一些不利的结果。

尚氏的《焦氏易林注》对于阴阳关系的解读具有独特之处。有时，同一文辞下，解释却千差万别。例如，“阴阳和调”一句，在全书中出现了多次，但解释却各不相同。有时为了迁就文辞，甚至采用多种取象方式。这体现了古人对《周易》的深入理解和应用，也展示了他们在解读过程中的灵活性和创造性。

《易林》全书共有4096卦，其中近三分之一是完全重复出现的。尚氏通过观察发现，虽然卦象不同，但文辞相同的情况下，其象必同。例如，《坤之离》中的“齐鲁争言”与《离》中的“巽齐兑鲁”等卦象之间的联系。这一发现为我们提供了理解《易林》的新视角。

《咸之艮》：

顺风之势燃起火焰，芝艾皆被焚烧殆尽。三害汇聚于房，十子之中亦有伤亡。《注》中提到详见于《剥之坤》。《剥》卦中，艮代表火，坤则代表荻芝、死亡、危害。艮数三，故曰三害；艮代表房，坤代表集聚，数十，故曰十子。《艮》卦中艮下艮上，互坎、震；伏《兑》，也有坤象，须通过遇卦《咸》才得以显现坤象。在某些情况下，尚氏舍弃了覆、遇象的解读方式。比如《同人之睽》： 齐鲁之间的纷争，于龙门展开激战。仇恨与祸害交织，三世不安。 《注》中提到兑代表齐，正反两兑口相对，故曰争言。其余则详见于《坤之离》。这里的《睽》卦兑下离上，兑覆则得到巽，却不取。遇卦《同人》互巽也不被采用，却偏取半象。可见取象的随意性。 除了可以用多种方式前后相合的情况外，还有许多是无法解释的。这里的象有时在此处存在，而在彼处却消失；或是此处是这个象，彼处却是相反之象。比如《屯之蒙》： 山崩谷绝，大福已尽。泾渭失序，玉历已逝。《注》中提到二四艮覆之象首先就值得怀疑。《蒙卦》本就坎下艮上，为何舍弃最直接之象不取，却偏取中爻艮覆象？此谜又见于《小过之节》，但未注。《节》卦兑下坎上，互艮、震；覆《涣》，坎下巽上，互艮、震；伏《旅》，艮下离上，互兑、巽；遇卦《小过》，艮下震上，互巽、兑。其有六单卦，唯独不见乾、坤。那么中爻艮不覆，何以“山崩”？何以“谷绝”？又如何解释“大福既已”或可取艮、震、坎象，“坤水坎水混合漫流”之象？ 《蒙之随》：猿猴堕于高木，手足无恙。保护金玉，归还其室。《注》中提到巽为高，艮为猿。《否之临》并无“艮在震木上”，而《益之豫》恰恰相反，是震在艮上。同样，《泰之解》中提到坤厚地德，庶物繁息。平稳正直，以绥百福。《注》中提到使用《泰》象，坤为厚、为庶物等。但在《巽之困》中无论如何取象，都不会有坤象，又如何解释“坤厚地德”呢？尚氏的解释避而不谈这一点，但此四字非坤象不能解也。到底是焦延寿系辞疏忽了呢？还是此种解法本就非题中应有之义？ 在解读过程中还存在不少无法得到解释的文辞。尽管尚氏大大扩大了取象范围并广泛采用了种种取象方法，但仍有许多未解之处。有些是直接注明了未解的，如《乾之》只注了前两句等；还有些是文辞相同却未互注的；而更多的则是未标明但实际上没有注解的。比如某些句子或数句无法得到解释的情况就较为常见。尽管尚氏在解读过程中做出了许多努力，但仍存在一些难以解释的地方。

在古老的《易林》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种深邃而又生动的智慧。这部古籍所蕴含的内涵丰富而复杂，正如唐代王俞所赞，其文辞与经史紧密相连，或是用其辞，或是用其事。今日，我们将对其进行解读与注译，以期深入理解其内涵。

首先看《泰之否》：内刚外柔，如同林木之坚韧与和风之柔和并存。乾为行，为进，震为反，坤为安。如同自然中的大树，内心刚强，外表柔和，既能坚韧生长，又能和平共处。再如《豫之剥》：野鸢山鹊，如弈棋六博。艮卦象征鸢、鹊、枭、山，揭示了大自然的生机与活力。在棋局之中，主人胜客，犹如生活中的胜败得失，充满哲理。

《易林》中的注解有时也显得牵强附会，如《大有之贲》：楚鸟逢矢，不可久放。离居无群，意昧精丧。作此哀诗，以告孔忧。在这里，《注》文试图从象中寻找答案，然而却显得模糊不清。何为“诗”象？这种注解既无必要，也无可能。这也揭示了《易林》研究的一种困境：尽管有着丰富的象数原理，但在实际应用中却常常难以准确解读。

从版本的角度看，《易林》的流传经历了千年，版本众多，异文迭出。这些差异的产生原因复杂多样，不能简单的是此非彼。即使是象学没有失传，同样无法解决这类问题。例如，《屯之革》与《屯之震》两卦的文辞在不同版本中完全相异，但并不能简单认为某一版本就一定错。再如某本中的正文在另一本中成了注文，注文却成了正文，这种情况也时有发生。

《道藏》注解提到：“两个人一同出发，分别携带食物。一个人心中充满了五种复杂的情绪，生活充满混乱，无法得到应有的归属。”随后的文字应为“生活混乱，无法得到归属。《贲之归妹》正是这样的描述。”尚氏认为，《易林》中标注为“某某辞”的，并非都是焦氏的《易林》辞，可能是崔篆、费直、虞翻、管辂等人的《易林》混入。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并非完全准确。因为“两人一同行动”这一描述在全书中有多次出现，比如在《师之大畜》和《兑之艮》中都有提及，只是文字表述略有差异，将“两人”改为“三人”，“分别携带食物”改为“分离独居”。

尚注参考了毛晋的“汲古阁”本，指出《贲之归妹》的含义是：“相互分离，如同陷入罗网，像鸠鸟一样。震代表兔子，坎代表灾难……卦象中，兔子被包裹在离网之中，而兑卦代表毁灭和折断，因此有了这样的象征。坎卦代表雄性和强大的力量，离卦代表雌性和柔顺。坎卦也可能代表贼人。”这里暗示宋元本中的某些内容可能是其他书籍的混入。

《师之大畜》注解中提到：“震代表人、行动，数字三，所以说三人一同行动；一阳之气仅止上升，所以说分别独自居住。与《萃》卦相通，坤代表身体，乾卦数为第一，所以说一身。巽卦数为五，隐藏在心里，所以说五心。三至上正好覆盖巽卦，坤使人迷惑，所以说反复迷惑。坤虚无力，所以说混乱无所得。”但如果按照宋元本解读《剥之归妹》，会有怎样的解释呢？《归妹》卦中震在上、兑在下，“三人一同行动”得以明确体现；“别离独宿”这一说法在《师之大畜》中解释得过于牵强附会，而在《归妹》卦中，无论本卦还是伏卦，都没有“一阳在上”的卦象。只有用遇卦《剥》来解释，必须经过多次变化才能形成其象。

有时候，某一版本的描述明显有误，但尚氏仍然根据这个版本进行解读。比如，《坤之》中宋元本描述为：“孤独特处，没有同伴一起旅行，身体日复一日地劳累辛苦。命令播撒五谷，阴阳有序。”而明本则描述为：“伯虎仲雄，品德美好。命令播撒五谷，阴阳有序。”除了这几句之外，“孤独特处”这一段又出现在其他几个地方，而明本与宋元本在文字上稍有差异。此处宋元本前后文意不符，显然有误，可能是将两个不同林文的辞混在一起。尚氏根据宋元本进行解读：“巽代表寡少，所以说孤独、无伴侣；乾代表太阳。与复卦相通，坤代表身体，万物都被驱使劳作；巽代表五谷杂粮；巽也代表顺利。”又如《乾之升》中提到：“卫国的侯爵向东游历时，被少姬所迷惑。忘记了我已故的父母亲人长久以来无人祭拜的迷思。”这里的“亡”在元本和《古今图书集成》中都被写作“忘”，尚氏根据汲古阁本的注解来解释这个迷思重重的场景。《小畜之无妄》等文中也有类似的情况出现，“止”和“上”的差异、宋元本和明本的差异等等都反映出古籍在流传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变化和解读的多样性。我们在解读这些文字时也需要对这些变化有所理解并加以辨别。同时我们也发现宋代吴蒶所著的《韵补》等书籍对于解读这些经文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此外在一些特殊情况下我们需要结合文意以及语境进行解读即使存在某些字词的差异也有可能有合理的解释存在比如将“亡”解释为“忘”。再比如《履之谦》中的描述：“雨水汇集降落河渠堵塞不通齐鲁之地受到阻隔耗费损失市场空空如也。”如果将其中的“齐”解释为“邹”那么该如何解释呢？又如在《观之明夷》中的描述：“家在海角弯曲的河流深广无比渴望奔向宋地却没有木筏可以借助前行。”这里的木虽然各本多作妄但我们倾向于认为木有其实际含义存在尚未得到确切解释。《注》解释说：“坎险所以称无妄但西汉人多作望颇值怀疑。”另外一些经文如《观之节》、《大畜之否》等虽然存在某些字词的差异但其背后的含义仍然有待进一步揭示和理解或许这些差异正是古人留下的谜题等待我们去解开。总的来说这些经文充满了丰富的想象力和神秘色彩其背后的含义也充满了多样性需要我们结合历史背景和文化语境进行深入研究和解读。显然，这里涉及的是孔子与“西狩获麟”事件，以及与之相关的易经学说。孔子被尊为“英雄”，显然不只是因为他执麟，更在于其春秋时期的卓越贡献和深远影响。在易经的解读中，我们看到了孔子对于易经的深刻理解和应用。

《讼之同人》、《小畜之坤》等篇章都提到孔子执麟，春秋作元。阴圣将终，尼父悲心。这里的“阴圣”，“阴雄”，很可能是对孔子的尊称，而并非字面意义上的阴阳之圣。孔子在汉代被尊为“素王”，这种尊称可能与易经中的阴阳理论有关。而“尼父悲心”，则展现了孔子对于时代变迁的深深忧虑和人文关怀。

易经中的一些文辞却存在费解之处。《之乾》中的“狼戾美谋，无言不殊”等文辞，可能因年代久远，存在讹误。又如《损之未济》中的“阴注阳疾”，在尚氏的解读中，虽然尝试从易经的角度去解释，但终究难以摆脱费解之嫌。这也反映出易经解读的难度和复杂性。

在学术渊源上，尚秉和先生的解读存在主观猜测和缺乏实证的问题。他试图将焦延寿的易学与汉代易学主流理论联系起来，但在具体实践中，他的解读往往与史实不符。例如，他坚持认为焦延寿独得西汉大师不传之秘，但这个观点在现代学者看来却难以成立。尚氏在解读易经时，往往采用过于繁琐的取象方式，这与汉代易学注重实用的特点并不相符。他在解读易经的过程中遇到了很多困难。这也是因为他的理论脱离了实际的历史背景和文化环境所导致的。在看待历史事件和文献时我们需要保持一种审慎的态度不能轻易接受或传播未经证实的观点或理论。我们在研究和理解这些历史事件和文化现象时应当努力挖掘更多的历史资料进行深入的研究和分析以便更准确地理解历史的真相。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传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并将其发扬光大让更多的人了解和接受。同时我们也要保持一种开放的心态不断吸收新的知识和观点不断推动自己的学术进步和研究发展从而为中华文化的繁荣和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在焦延寿的易学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独特的学术视角但同时也需要注意到其理论的局限性和不足之处以便更好地理解和评价其学术价值。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发展新的学术观点和方法不断涌现为我们提供了更多的研究视角和思路这对于我们理解和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因此我们应该保持一种开放的心态不断探索和创新为推动中华文化的繁荣和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自董仲舒以来，阴阳灾异之说长盛不衰。班固曾指出诸多此道名人，如董仲舒、夏侯始昌等。此道虽能荣身，亦能损身。董仲舒曾被主父偃陷害，几乎丧命，其后便“不敢复言灾异”。诸多名人如孟、京房等，或因妖言惑众而被诛，或因此丧身。这其中，京房是西汉象数易的杰出代表，他建立了一个八宫卦的系统，用象数构建了一个精妙的世界图式。

京房的易学理论，实际上是一种天人之学。他通过推天道以明人事，根据天道运行的规律来调整人伦之道，明确君臣父子的正常秩序。他的八卦系统，以象数为基础，展示了天地阴阳、运转有无之象，配合人事，揭示了隐显灾祥的奥秘。

京房虽然创立了一个形式化的象数系统，但他的真正目的在于明天道、干人事。他的易学理论并非只关注复杂的取象方法，而是通过明天道以引导人事。李鼎祚的《周易集解》也提供了更多启示。其中引用了郑玄的话，用《易》卦比附人事，与京房对“元亨利贞”的解释相契合。这表明在汉代，《易》已经被广泛应用于人事预测和解释。

《易》并非字字皆从象生。它可以用形象的手段示人以吉凶，也可以有赋文、比文、兴文。尚氏《易林》虽然几乎将象数学的手段发挥到极致，但并不符合实情。如果我们仍然局限于象数学的成见，就可能无法全面认识《焦氏易林》的文学和文献价值。实际上，《焦氏易林》与象数学的关系需要重新审视和思考。

董仲舒以来的阴阳灾异之说，虽然充满风险，但也孕育了如京房这样的杰出人物和他们的卓越理论。这些理论不仅涉及天道、地道、人道，还涉及到吉凶祸福的预测和解释。《易》的奥秘在于其既可以明示吉凶，又可以通过各种文学手法传达深层次的含义。对于《焦氏易林》，我们需要摆脱对象数学的成见，重新评估其文学和文献价值。这样的探讨和研究，将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理解汉代的易学文化和人文思想。